胡范铸、胡玉华在《“同志”称呼语的语义功能与语用条件析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语言交际中，“同志”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称呼语，它不仅是政治语言中最常见的一个称呼语，同时也一直被认为是大陆社会人群中最合适的泛尊称。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同志”的语义和语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政治语言中，除了正式场合，“同志”已经不能简单地视为“同一政党成员的互称”；而作为泛尊称，它也正日益被另一些称呼所代替，这些称呼语成为传统西式称呼语的复活（如“先生”“小姐”），或为专指性称呼语的泛化（如“师傅”、“老师”、“老板”）。这不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活动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思想文明意识变化的一个表征。
常金仓在《重现认识殷周天命与民本思想的关系》一文中说，关于殷周二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线索，在20世纪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殷代是上帝主宰世间一切的绝对神权政治时代，上帝不仅是殷人的至上自然之神，而且是他们的祖先神；武王伐商后产生天命靡常的新认识，使西周政治从完全的天治主义解脱出来，开始关注现实的政治力量——民；西周晚期的政治动荡和春秋王权的衰落导致对天命的怀疑和否定，于是春秋成为中国民本主义大盛的时代。这个被梁启超、郭沫若等学者勾画出来的政治思想三部曲，是他们以进化论和疑古论探讨中国古代史的产物，结论是不真实的，依据是不可靠的。关于培植民本的言论，是殷周以来代代相传的老话题，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精神。
王丽文在《金批〈水浒〉对中国古代叙事小说模式的突破》（《南开学报》2000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金圣叹通过对《水浒传》的评改，删除了繁杂重复的诗词韵语，从而保持了整体叙事节奏的连贯和紧凑，缩短读者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提出了注重人物感受，着重表现人物心态，强调小说人物言行的性格化、心理化描写，强调由作品中人物视点表现情节与场面，限制叙事者过多介入等观点。他的理论加强了小说文人化、书面化的倾向，是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叙事模式理论的一个突破。
杨威在《中国日常生活世界的人情化特质及其现代转换》（《求是学刊》200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国日常生活世界除了具有自在性但重复性、给定性但保守性等共同特质之外，还具有较为浓厚的人情化特质，或者可以说存在一个人情世界。中国文化对于人伦关系的注重，导引着中国人的生活意向，使中国日常生活世界似乎处处都充盈着人情与人情交往，以至使人情交往成为中国人日常交往活动的主轴或中心。人情与人情世界虽有其存在的内在价值，但更有其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因此，亟须对人情世界进行全方位的人情转换。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建立和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是消解人情世界负面效应的主要措施之一。
周裕锴在《以俗为雅：禅籍俗语言对宋诗的渗透与启示》（《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宋代诗人提倡的“以俗为雅”，一是指题材的世俗化，与禅宗多举日用事的宗教实践有关；二是指语言的通俗化，俚词俗语入诗，其根源来自禅籍俗语言风格的启示。宋诗受禅籍俗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采用禅宗语录中常见的俗语词汇，仿拟禅宗偈颂的语言风格，并由此而推崇模仿梵志和寒山类似偈颂的白话诗。禅籍俗语开拓了宋诗的语言材料，使诗歌产生谐谑的趣味和陌生化的效果。
王卫平在《唐宋时期的慈善事业概说》（《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慈善事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唐宋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朝设置悲田养病房，用以收养贫病老弱及孤儿；宋代政府更为重视慈善事业，先后设置了居养院、安济院、慈幼局、漏泽局等机构，有针对性地对老弱、疾病、孤幼、死者进行救助，其计划之详尽、规模之宏大、设施之齐全、内容之广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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